中国无神论史连载44唐朝道教改善

编者按：为宣传科学无神论，从9月10日起，我们将连载李申的专著《中国无神论史》。李申，年4月出生，河南孟津县人。年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原子物理系；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宗教研究系，获哲学博士学位；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儒教研究室主任。年转任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现任中国无神论学会顾问、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中国反邪教协会副会长。

第九章隋唐五代时期的无神论思想

十、唐代佛教继续反对道教巫术

唐代初年，佛教方面延续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做法，继续对道教的巫术进行抨击。

据唐代僧人道宣整理的《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丙，当唐太宗发布道先佛后的命令之后，首先是僧人智实对道教进行抨击。智实的理由之一，就是今天的道士继承的不是老子学说，而是黄巾的残余。他们“行三张之秽术，弃五千之妙门”，“常以鬼道化于浮俗”，“实是左道之苗”。

玄奘取经回来，太宗看到取回人家那么多东西，认为大唐也应该展示一下自己的文化成就，于是让玄奘把《老子》译为梵文，并派两位道士进行协助。道士和玄奘立场不同，关于《老子》中的许多概念该如何翻译，一开始就发生争论。《老子》第一句是“道可道，非常道”。“道”该如何翻译？玄奘认为，道，就是路，所以只能翻译为路。道士成玄英认为，应该把道译为“菩提”，即梵文“智慧”的意思。但是玄奘坚决不同意。类似的争论还有很多，都未能达成一致。

争论最为激烈的，还是当时《老子》正文前面署名葛玄的序言。葛玄是葛洪的从祖父，著有《老子节解》。他的序言，把《老子》说成是讲叩齿咽液、修炼成仙的书。玄奘认为，这些话，“同巫觋之淫哇，等禽兽之浅术”。如果译为外文，就会损害大唐的国家形象，所以坚决不译。

所谓“同巫觋之淫哇”，就是说，这是巫婆神汉一类人物的胡说八道。“等禽兽之浅术”，也不是骂人而已。所谓叩齿咽液，其做法就是使牙齿上下连续叩击，促使唾液分泌，然后咽下。这和反刍动物的倒嚼类似，所以是“等禽兽之浅术”。当时的道教把这些东西当做得道成仙的途径，所以玄奘认为它们是巫术。

唐高宗显庆二年六月十二日，宫廷里又组织僧人和道士辩论教义。道士们拿出手的，一般都是《老子》书中的“道生万物”，“道法自然”之类。道士们知道，这才是拿得出手的教义。然而在议论中，僧人还是不失时机地抨击道教的巫术成分。僧人辩手慧立抨击道士辩手李荣说：

先生鬓发不剪，裈裤未除。手把桃符，腰悬赤袋。巡门厌鬼，历巷摩儿。本不异淫祀邪巫，岂得同我情虚释子！（《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丁）

桃符、赤袋，都是道士驱鬼术所使用的法器，也是中国传统避邪驱鬼的道具。所谓“巡门厌鬼”，就是挨家挨户帮人驱鬼避邪。厌，就是厌胜，一种禳除妖鬼的巫术。“历巷摩儿”的“摩”，就是摸。这是道士为小孩子驱鬼治病的方法之一。僧人慧立的这几句话，确实生动地画出了道士行驱鬼巫术的形象。

据《集古今佛道论衡》，李荣听后大怒。但他并没有为自己的巫术行为辩护，倒是仅仅为自己的服饰状况辩护。这也说明，李荣难以否认自己实行驱鬼巫术的事实。

三年以后，即显庆五年八月十八日，高宗又让李荣和僧人静泰辩论佛道教义。静泰又抨击道教的巫术：

虽然无言不酬，请商略汝家之秽法。无知鬼卒可笑颠狂。或灰狱围身，或牛粪涂体；或背擎水器，或背负杨枝；或解发却拘，交绳反系，以厕溷而为神主，将井灶而作灵师。自臣奴仆之辞，又引顽愚之称；醮祭多陈酒脯，求恩唯索金银。礼天曹而请福，拜北斗而祈寿。淫祀之党充斥未亡，炫惑之徒罝罔纲纪。加又扣头搏颊，衔板缠绯。三点九閟之方，丹门玉柱之术。既无惭于父子，宁有愧于弟兄。并是汝天师之法，岂非汝之教耶。（《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丁）

据该书记载，静泰说完以后：“李荣不觉云是”。

当时辩论的事实是否就如《集古今佛道论衡》所写，不必深加考证。静泰抨击的那些巫术究竟都是什么，也不再一一解释。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魏晋南北朝以来，或者说，从张角等人符水治病开始，巫术活动，就成为道教活动的重要、甚至是基本的内容。因为张角以后，道教逐渐把成仙作为自己的目标。实现这个目标的途径，一开始就是依赖于“方术”。所谓方术，基本内容就是巫术。即使其中有些现在认为是科学的内容，也被淹没于巫术之中。

不少道士也意识到这个问题，特别是唐代道教的那些领袖人物。他们在和佛教辩论时，也仅仅拿出《老子》书中今天认为是哲学思想的那些内容。至于唐代国家，则明确规定《老子》《庄子》等被今天的学者认为是“道家”而非“道教”的著作，作为道教的最高经典。但是，道教一天不放弃成仙的目标，也就一天无法摆脱巫术的纠缠。

佛教反对道教的巫术，不过是一种神学反对另一种神学。然而相比起来，则是一种较为精致的神学反对另一种粗俗、落后和低级的神学。而这样的理论斗争，也是社会思想发展进步的组成部分，是无神论思想成熟过程中的必要环节。

不过平心而论，佛教教义中，巫术的成分也不必道教少多少。但是由于佛教教义中那些所谓“情虚”的内容多，巫术成分也就显得比较稀薄。虽然如此，清除教义理论和实践中的巫术成分、改善自己在群众中的形象，在今天，不仅是道教的重要任务，也是佛教的重要任务。

十一、禅宗否认以前的“佛”观

佛教从大乘佛教开始，信仰者追求的目标，就是成佛。那么，什么是成佛？

迄今为止，中国人绝大多数人还是认为，佛教教义认为，作恶的死后下地狱，行善的死后上天堂。比上天堂还要好的，就是成佛。总之都是死后的事。所以有位著名的历史学家说过，道教贪生，佛教怕死，佛教是讲死的哲学。这话用于中国佛教，或许一半是对的。但是用于佛教原来的样子，就不是正确的了。

早期佛教所说的成佛，并不是死后灵魂上天堂之类的成佛，而是摆脱轮回，成就“一个金刚不坏之身”。什么叫“金刚不坏之身”，说白了，就是道教所说的成仙。肉体永远不坏，长生不死。

依佛教轮回说，来生轮回的最好去处，就是天上，也就是中国人常说的天堂。轮回到天上的，就成了“天”，也有直接译为“天神”的，也就是到天上成神。天，也就是天神，很多。他们的形象和人差不多，但比人更美。也比人高尚，特别是寿命很长。能活几百、几千、几万甚至更长的时间。唯一的缺点就是，无论多长，他们最后都免不了还要轮回。要轮回，就有可能成为畜生、饿鬼等等不好的结果。为了避免坏的结果，最好是不要轮回。悉达多太子找到了不再轮回的方法，所以他成了佛。那些天们都可以活到几千几万年，佛可以摆脱轮回，其寿命自然就不只几千几万年，而是永远保持一个金刚不坏之身。所谓“金刚不坏”，就是像金刚石那样，能够克制一切物品，任何物品都克制不了它。

也就是说，佛教原来说的成佛，就是长生不死，肉体也不坏。

然而有一天，佛要涅槃了。虽然佛教对于涅槃有种种说法，但涅槃就是肉体的死亡，肉体的不存在，这一点是无法掩饰的。所以据说不仅佛的弟子们，而且是所有的六道众生，也就是包括地狱里的生物，还有饿鬼和畜生们，都大悲痛。佛的大弟子伽叶也不理解，佛已经成了金刚不坏之身，为什么还要涅槃？甚至怀疑佛在前世是不是作了什么恶业？

据《大般涅槃经》，佛在这时候说了一番非常重要的话。佛告诉伽叶等在身旁的弟子们说，佛的金刚不坏之身，不是那个会吃饭的“食身”，而是“法身”。什么是法身呢？就是佛说的法。简而言之，就是佛说的那一套道理，佛教的教义。这个法，也就是佛教的教义，佛留下的思想，才是如同金刚一样不会损坏的。这样说来，所谓佛身或者法身，就是佛说的法，佛的思想。

因为大乘佛教允许人人都可以成佛，因此，佛就有许许多多。然而佛教说，佛虽然很多很多，甚至是无限的多。但是法身只有一个。或者说，真正的佛，只有一个。这个被称为法身的佛，是什么呢？依我们研究者的立场，只能说，这是一个精神性的东西。这就是说，佛教信仰者追求的、要成就的佛，这时成为了一个精神性的存在物，就和基督教的GOD后来也被认为是一个纯粹精神性的存在一样。

依照中国人固有的灵魂观念，佛既然是精神性的东西，也就是灵魂一样的东西。那么，所谓成佛，就是人死后的灵魂成佛。魏晋南北朝时期，不是僧人，甚至高僧也都是这样理解的。这样的理解，也符合中国的传统。

但是依照佛教的传统，这样的理解是不正确的。因为第一，佛教原本不认为有灵魂存在。他的基本信条之一，就是“诸法无我”。而灵魂，就是一个我。因而承认灵魂不死，是违背佛教本来教义的。不过佛教传到中国，也就接受了中国的灵魂观念，认为轮回就是灵魂不断转生成新的主体。然而说灵魂成佛，还是不行。因为灵魂既然是我，我一生所造作的业，也就凝结在这个灵魂之中。既然灵魂携带着一生所作的业，它也就不可能成佛。所以即使中国佛教的信仰者，他们最终还是认为，成佛，是所谓人人都有的“佛性”，即成佛的本性。就像中国人认为人人都有的善性一样。成佛，就是人人都有的佛性成佛。佛性，自然也是精神一类的存在。

不论人们如何理解成佛，是佛性成佛，还是灵魂成佛。大家在一点上是一致的，认为要成的佛，是一个精神性的存在。这可以说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直到唐代，中国佛教信仰者共同具有的观念。

然而这个信仰，被禅宗给打破了。

禅宗以《坛经》为代表，主张“识心见性”以成佛道。他们认为，只要认识到、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悟”到，悟到人的本性是清静的或清净的，就可以立即成佛。并且认为，你现在悟，现在就是佛；下一刻你又糊涂了，那么，下一刻就又成为凡人，就不再是佛了。这样的佛该如何理解，可以讨论，但这样的“佛观”，即这样的佛，就不再是个独立存在的精神体。也就是说，传统的、那个被认为是纯粹精神体的佛，被抛弃了，被认为是不存在的。

纯粹精神体的佛被否定了，与这样的佛相关的所谓“西方净土”也不存在了。过去，信佛的人们盼望死后能往生西方，也就是到那片被认为是佛国净土的地方。甚至高僧玄奘在临死的时候，也急切地盼望着自己真的往生到了这片净土。但是禅宗《坛经》认为，这片净土，其实就在人的心里。您若领悟，当下就是净土，西方就在眼前。也就是说，这种净土的实际存在，也被禅宗否定了。

与佛国净土相关的，就是人们熟知的天堂地狱。按照《坛经》：

思量恶法，化为地狱；思量善法，化为天堂；毒害化为畜生，慈悲化为菩萨；智慧化为上界，愚痴化为下方。

简单地说，您想办坏事，那就是地狱；您想办好事，那就是天堂。也就是说，天堂地狱，完全是您心中的想象，不是真的有那么一个地方，可以安顿您死后的灵魂。

由天堂地狱又旁及一切鬼神，在《坛经》看来，都不过是心中的想象：

大众大众作意听，世人自色身是城，眼耳鼻舌身即是城门。外有六门，内有意门。心即是地，性即是王。性在王在，性去王无。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坏。佛是自性作，莫向身求。自性迷，佛即是众生；自性悟，众生即是佛。慈悲即是观音，喜舍名为势至，能净是释迦，平直即是弥勒，人我即是须弥。邪心即是海水，烦恼即是波浪，毒心即是恶龙，尘劳即是鱼鳖，虚妄即是鬼神，三毒即是地狱，愚痴即是畜生，十善即是天堂。无我人，须弥自倒；除邪心，海水竭；烦恼无，波浪灭；毒害除，鱼龙绝。自心地上觉性如来，施大智慧光明，照耀六门清净，照破六欲诸天下，照三毒若除，地狱一时消灭，内外明彻，不异西方。

一言以蔽之，也就是说，什么佛祖菩萨，什么天堂地狱，什么佛国净土，什么鬼神龙王，还有六道轮回中的饿鬼、畜生等等，全部都是心想而已。你的邪心恶念，就是地狱、鬼神、毒龙、饿鬼；你心中的善念，就是佛祖菩萨，天堂净土。如此等等。虽然佛教有“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的说法，因此《坛经》的这种说法并不违背佛教教义，佛教空宗甚至早就认为佛也是空。然而对于中国佛教来说，隋唐之际所形成的几大宗派，也都无法否认佛和天堂作为精神体的真实存在。只有禅宗，认为所有这些都不过是心中的想象。从佛教自身的立场来说，这是彻底贯彻了“诸法皆空”“心生种种法生”的教义；但从它否认佛祖、菩萨、天堂地狱、鬼神恶龙的真实存在，认为这些不过都是心中的念头而已，则是重要的无神论思想。

禅宗无神论所导致的后果，就是后来的禅宗僧人中出现的“诃祖骂佛”现象。说什么达摩是“老臊胡”，释迦是“干屎橛”，文殊、普贤是“担屎的汉子”，菩萨、罗汉们都是“为人看守坟墓的活鬼”。十二分教典都是阎王小鬼的生死簿、揩拭脓疮的“手纸”；菩提智慧、涅槃境界，都是拴驴的木橛子。

还有人扬言，“逢佛杀佛，逢祖杀祖，逢罗汉杀罗汉，逢父母杀父母”，说这样才是获得解脱、得道成佛的途径。

还有个法名天然的禅师，住在惠林寺。冬天烧木制佛像取暖。院主责问，他说，看能不能烧出舍利子。院主说，木头做的东西，怎能烧出舍利？他说，那就再给我拿两个佛像来。

在众多佛经中，都把辱骂僧人作为一条重大的、要下地狱的罪状。但是禅宗僧人却可以辱骂佛祖。从佛教传统的立场来说，这无疑是大逆不道的行为，但是却符合禅宗的教义。既然佛祖等等不过都是心里的念头而已，而且我也可以成佛，甚至可以认为自己已经成佛，那么，由我来诃祖骂佛，又有什么问题呢？

如果这种倾向继续发展，的确可以导致更进一步的无神论思想。但是，佛教，包括禅宗自身，却无法突破这最后的一步，不会允许这样的倾向继续发展。禅宗后来和净土合流，就是相信确实有那么一块净土，至少可以安顿死后的灵魂。所以，从总体上，禅宗未能摆脱有神论信仰，因为他们毕竟还是相信有个佛存在着，不论对佛如何理解。但他们指出的，佛祖、菩萨、天堂、地狱、鬼神等等，不过都仅仅是心里的念头而已，现实中并不存在，则具有重要的无神论价值。

十二、唐朝道教改善自身形象的努力

唐朝道教的主要派别，是从陶宏景传下来的所谓“茅山派”，也称上清派。据说《真灵位业图》就是陶宏景所作，其中创造了“元始天尊”这尊道教的最高神。著名的道书《真诰》也是陶宏景整理，其主要内容，是上清派以存神为主的方术：“既存天神，亦存身中之神，并及服气、胎息、服符饮水、诵咒、守真一、辟谷食药、餐霞服雾、步罡朝斗、腾飞隐遁、守戒行善诸术及针灸、按摩、慎食等”（任继愈主编《道藏提要》）。这部道经，可说是上清派方术的荟萃。还有陆修静，学术界一般认为他也是上清派道士。是他把当时的道书搜集、整理，并创立了“三洞四辅”的编纂体系。其中“三洞”最为重要，“四辅”是三洞的辅助。以《老子》为代表的所谓道家著作被编在四辅，不入三洞。由此也可见这一派注重方术的倾向。

而在北朝，以寇谦之为代表的道教，则声称接受了太上老君的指示，要清除“三张伪法”，即清除以张角、张鲁等为代表的方术内容。据北朝人魏收撰写的《魏书·释老志》，北朝道教认可的至上神，是太上老君，而不是元始天尊。

隋唐之际，南北道教合流，一面是北朝道教接受了以元始天尊为最高神的教义。这表现在唐朝儒者撰写的《隋书·经籍志》，其中把元始天尊作为最高神。但同时，也出现了只以《老子》为最高经典的倾向：“大业中，道士以术进者甚众。其所以讲经，由以《老子》为本，次讲《庄子》及《灵宝》《升玄》之属……”。这种情况表明，道教中开始出现远离方术的转向苗头。

道教远离方术的转向苗头，表现在茅山派传人的倾向。

茅山派陶宏景的弟子王远知曾经活到隋唐之际。隋炀帝曾对王远知“执弟子之礼”。王远知也曾向李渊传达过上天的符命。有一天，李世民和房玄龄微服会见王远知，王说李将做太平天子。贞观九年，唐太宗李世民曾书面表彰王远知：“操履夷简，德业冲粹。屏弃尘杂，栖志虚玄。吐故纳新，食芝饵术。念众妙于三清之表，返华发于百龄之外。”“得秘诀于金坛，受幽文于玉笈”。（《旧唐书·王远知传》）说明王的宗教活动内容，主要就是方术。

王远知弟子潘师正，从王远知那里学得的，也主要是方术：“王远知尽以道门隐诀及符箓授之。”（《旧唐书·潘师正传》）他传授给弟子们的，也主要是方术。《旧唐书·司马承祯传》说，司马“事潘师正，传其符箓及辟谷、导引、服饵之术”。潘师正曾著《道门经法相承次序》，书中认为太上老君“即是元始天尊弟子”，说《老子》一书“正当四辅之教，未入三洞之教”。并且批评当时的人们：“学多浮浅。唯诵《道德》，不识真经。”但是后来的道书《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则说，潘读儒经时，曾问母亲：“此书外有过此者否？”母亲回答说“唯《道德五千文》。”而《茅山志·上清品》则载，潘母鲁氏：“善言名理，口授（潘）以《道德经》。”这显然是潘的后学为适应尊崇老子的需要，所伪造的历史。

潘师正以后，情况发生了改变。他的弟子司马承祯，主要生活于唐代。唐睿宗曾向他请教道教宗旨，他说：“道经之旨：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睿宗问治国之道，他说：“国犹身也。老子曰：‘游心于澹，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私焉，而天下理’……无为之旨，理国之道也”（《旧唐书·司马承祯传》）。司马承祯述《天隐子》，认为神仙仅仅是一种特殊的人。其特殊之处，在于他保存了出生时禀得的虚气，即“精明通悟”的“神”。这里没有服食、修炼，也没有肉体飞升，只有精神的修养和锻炼。和佛教改变了佛的观念一样，道教的神仙观念也在悄悄地发生改变。

司马承祯还作《坐忘论》，认为精神修养才是道教修炼的基本要求。原来的方术，被排斥在外。他还著《服气精义论》，认为以往的胎息服气术“抑塞口鼻”“畜损内脏”。他认为，“安神静虑”，也就是在心情安静的情况下自然呼吸，才是服气法的关键。

司马的师兄弟吴筠，是和李白、杜甫等齐名的诗人。他回答唐玄宗的问题时说：“道法之精，无如五千言。其诸枝词蔓说，徒费纸札耳”（《旧唐书·吴筠传》）。玄宗又问神仙修炼之事，吴回答说，这是野人的事情，不是君主们所应该留意的。吴筠相信肉体可以成仙，但他认为，当时的服气术不仅不可能使人成仙，还会导致速死。其《宗玄先生文集·服气篇》说道：

夫元气之术，上古以来，文墨不载，须得志人歃血立盟，方传口诀。……每寻诸家气术，及见服气之人，不逾十年五年，身已亡矣。

余生好道术，志在元和，每见道流，皆问无事，千说万别，互有多般。或食从子至午，或饮五牙之津，或吐故纳新，仰眠伸足，或餐日月，或闭所通，又加绝粒。以此寻之，死而最疾。何者？为攻内外，故速死也。

也就是说，据吴筠亲眼所见，那些修习诸家气术，和实行胎息服气的人，多则十年，少则五年，就送掉了性命。吴筠本人就是道士，他的说法，当不为假。

再后就是司马承祯的弟子李含光，据颜真卿《有唐茅山元靖先生广陵李君碑铭》，李“尤精《老》、《庄》、《周易》之深趣”。

茅山宗在唐代，可说是最大、又最有组织、最有影响的道派，他们以《老子》为主要经典，把思想转到主要以修身、治国为主，具有重要的代表意义。

茅山派之中或之外，从唐朝初年开始，就出现了一批类似《老子》、《庄子》等书、可以被认为是哲学著作的道教典籍。唐初有《道体论》《道教义枢》《玄珠录》等，还有著名道士成玄英注解《老子》和《庄子》。其中最重要的，是《黄帝阴符经》。该经托名黄帝，文字比《老子》更加简短，只有四百多字，号称三百。讲的全是哲理格言。它出世不久，就受到道教的特殊重视。著名的道士张果等，都有注解《阴符经》的著作。

唐玄宗时期，确定《老子》等五部道经为最高经典，唐玄宗还亲自为《老子》作注、作疏，带动了一批注释《老子》著作的诞生。

大约是伴随重视《老子》等著作、重视心灵修养倾向的发展，唐代道教还出现了一批以讲心灵修养为宗旨的著作。比如《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太上老君内观经》等。《常清静经》主张用排除欲望，使心灵宁静的方式，成为神仙。《内观经》甚至明确提出“修道则修心”，“修心则修道”，把心灵修养作为修道的唯一内容。

唐末五代时期，出现了《无能子》《化书》等一批道教著作。但不讲方术修炼，讲的是治国、修身的道理。

有些道士，还亲身排斥方术。唐高宗时，曾广征方术之士冶炼丹药，准备服用。道士叶法善说，“金丹难就，徒费财物，有亏政理，请核其真伪”。（《旧唐书·方伎传》）经过叶法善测试，把九十余方士全部放归。

唐代国家，在建国不久，曾经禁止并且焚毁了方术内容浓厚的《三皇经》系统。在国家组织的儒佛道三教辩论中，道士们也仅仅把《老子》等内容作为本教的基本教义。经过唐代国家和道士们的共同努力，唐代道教的面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道教形象改善的主要标志，就是减少了方术成分，增加了心灵修养或者治国修身道理的成分。从排除方术、实际上就是巫术的倾向看来，唐代道教为排除这种低级粗陋的有神论形式，做出了一定的努力，因而也是古代无神论思想发展的一个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