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私阉风气盛行，宦官人员庞大，皇室设置一系列机构统一管理宦官。而后，宦官凭借这些机构以及皇室的信任，逐步进入政坛，扩张权势。武当山设有提督内臣，与提督藩臣、提点道士一同管理本山宫观事务；同时提督内臣又与郧阳抚治一起管理郧阳。这些人处在同一条政治链之下，必然会出现利益合作与斗争的现象。
明代宦官政治与武当山的关系分析一武当山的宦官人员构成与派系情况由于宦官群体的特殊性，他们之间存在普遍的拉名下现象，宦官之间形成一个又一个利益相关的同派群体，甚至与外廷联合，进一步发展成为政治派系。
武当山的宦官人员可分为提督内臣和使臣内官，他们与在京宦官之间关系密切，同时，又与荆襄郧地方官员之间相互争斗与合作，从而进一步影响武当山政治格局以及道教管理体制。
1“官衔”与“职责”首先，从宣德十年（１４３５年）起，至崇祯十四年（１６４１年）止，至少有三十一位宦官提督大岳太和山。其原先职位有二十四衙门中的尚膳监、内官监、印绶监、尚衣监、御马监、御用监、司设监、司礼监、神宫监等，其中以内官监宦官居多，是由于这些宦官熟悉宫观建造，能够更好地处理武当山宫观修建与维护工作。
再者，提督内臣保留原有二十四衙门的官衔，并根据其在大岳太和山的政绩，提升其官衔，即“官衔”与“职责”分离。
因而，为避免与朝臣争执，贪财的明神宗依赖宦官敛财，时常派宦官出使地方。这一时期，出现了多名势力较大的矿税使，如孙隆、高淮、梁永等。这正是司礼监太监将势力从中央扩张到地方，直接参与提督武当山的原因一一迎合皇帝需求，扩张势力。
2宦官派系明朝宦官之间存在派系，不少太监会聚集在一个大裆之下。明朝“中宫规矩”，宦官中为“本管者”，就好比科举考试中的主考官；为“照管老叔者”，就好比分房阅卷的考官；而宦官之间的“同官者”，就是科举考试中的同门；“本管”与“名下”、“照管老叔”与“侄子”的关系，就好比老师和学生，父亲和儿子的关系。通过这种结构关系，形成一个个宦官派系。
万历至天启年间，权挡不断，有王体乾、魏忠贤等人崛起，而大挡之下，则是众多中小级别的宦官。以王体乾、魏忠贤为例，可见武当山提督内臣与中央权势宦官之间的关系。
因此，据现有材料可知，万历至天启年间，一方面，提督内臣代表皇帝的旨意提督武当山；另一方面，不少提督内臣又因利益关系加入中央宦官派系之中，提督内臣的职责或多或少会受到中央宦官与朝臣之间争斗的影响。
但总体而言，皇帝对于武当山宦官的态度是较为偏爱的，纵使停分守之职，也依旧保留宦官提督大岳太和山的职责。
二宦官与道士、提督藩臣关系宣德年间开始，宦官不只是奉旨赍送真武神像，开始介入武当山行政管理机构，宦官、提督藩臣、提点道士共同参与武当山宫观事务管理，三者之间关系密切。
1提督内臣与提督藩臣提督内臣与提督藩臣之间保持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随时间发展，提督藩臣势力不及提督内臣，武当山道教事务基本上归提督内臣统领。
二者存在合作关系，共同理事，共同担责＝首先，宦官陈野等提督内臣的敕谕中己经言明，提督内臣与提督藩臣应当好好合作，共同修理武当山宫观，修桥建路、洒扫宫观、采买东西等。再者，在提督内臣制度形成初期，提督内臣与提督藩臣关系良好。
二者存在竞争与监督关系。由于利益与权力的关系，他们易于产生矛盾，相互争权夺利。首先，永乐十七年（１４１９年），明成祖设湖广布政司右参议提督武当山，诸葛平成为武当山第一个提督藩臣，宣德十年（１４３５年），宦官陈野成为第一个提督武当山的内臣。提督藩臣较提督内臣早一步经营武当山。一开始，提督藩臣权力较大。
2宦官与道士首先，提督内臣与提点道士之间始终保持合作关系，在武当山宫观事务上，提督内臣统领提点道士；在道教法事等事务上，提点道士居主导地位，提督内臣协助其行事。
该香会组织能在武当山立碑留名，则说明至少在武当山连续进香了三次，可增加不少香税钱。而明中后期以后，香税征收权基本被提督内臣掌控。这也就是说，武当山道士招纳、组织香客或香会进香武当山的行为，既增加武当山宫观经济收入，也有利于增加提督内臣的经济利益。
因此，宦官与道士能保持这样的友好关系，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双方保持利益关系。一是政治利益。皇帝崇尚道教，宦官结交道士，可获取皇帝崇信；而部分道士可借助宦官势力，面见皇帝，从而扶摇直上。部分道士又沉迷修炼，无意争夺权力。
二是经济利益。提点内臣掌管香钱，管理武当山宫观经济，发放道士粮食、布匹等，道士受其管辖，同时又能给宦官带来经济利益，如招揽香客，增加武当山收入等。
总而言之，武当山道教管理机构中，以宦官为主导，由他进行上传下达，沟通皇室与武当山，而提督藩臣、提点道士及其余道士等则是辅助其工作的开展。
原本按照明王朝设置官职的结构，提督藩臣与提督内臣共同管理武当山，提点道士在二者管理之下，负责全山宫观道教事务，该山道教管理机构是比较合理的，做到分权监督、专人管理。
但由于皇帝对宦官较为偏爱的态度，以致于在管理过程中权力重心发生偏移。至少明中后期，在武当山道教管理上，宦官一家独大。
明代宦官参与武当山管理的影响宦官是明朝政治中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它深刻影响着明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宗教等方方面面。根据武当山宦官的道教活动及其政治活动，可以看出，当社会群体处在同一个道教文化环境中时，宦官在皇室、朝臣、道士、普通百姓等群体中起到的主要是沟通上下的作用。这一作用在宦官参与武当山管理时得到充分发挥，从而对该地区、甚至明朝政治中心—北京地区产生重大影响。
一、宦官对武当山道教和真武信仰的影响1，齐聚一宫永乐年间，十七座宫观共钦选了三十三位提点或主持，其中十五位出自正一派，四位出自茅山派，三位出自清微派，三位出自全真派，一位出自榔梅派。很明显，正一派势力最盛，尤其是正一派龙虎宗；其余各派势力较弱，并出现了新的教派一一榔梅派。但也可从中看出，朝廷引入高道数百名，不论来自何派，齐聚一宫共事，融洽相处。
从碑刻中可知，万历皇帝以忏悔和圣诞庆寿为由，下令全真道士修设普天大醮，并派遣御马监太监传旨。普天大醮是道教最大型的斋醮活动，且根据《道门定制》记载，只有朝廷或由朝廷授命的官员才可以举办。再者，御马监是明代十二监之一，最开始只是管理皇家御马和进贡的良马，后来逐步发展成为提督西厂。
由宦官传旨宫观斋醮一事在明代不足为奇。由前文可知，有不少宦官奉皇帝或是后宫嫔妃等旨意前往武当山某处宫观，以祈福或子嗣等缘由修设斋醮。武当山斋醮活动亦多为皇室服务，这就极大地提高了武当山道教的地位，推动其发展。
2进香习俗发展宦官与道士之间存在庇护与被庇护关系，二者有时狼狈为奸，从而带来一系列不良影响。如前文提及的太监陈喜带领道士在武当山深山擅自创建道观，或是借住百姓家中，或是汇集一帮无赖，占据田地，不遵从提督等官的约束，这些行为都将影响道教名誉，损害百姓利益，为害一方，破坏武当山道教管理秩序。同时也加深民众对宦官群体的不良印象。
对真武信仰而言，宦官自上任提督内臣一职以来，一直被授命需建造或维修好武当山宫观、桥梁、道路。
宦官修建宫观、桥梁、道路等，既确保武当山宫观华丽精美，极具观赏价值，从而吸引香客前来朝拜或游览；又确保武当山周边道路畅通，便于香客上山。因此，有利于推动武当山朝山进香蓬勃发展，进一步扩大武当山真武信仰的影响力。
同时，武当山朝山进香习俗的兴盛，也会推动武当道教的宗教生活不断向世俗化方向发展，从而促使道教信仰与民众生活之间的联系愈发紧密，既扩大道教影响力，又满足民众的精神娱乐需求。
再者，随着武当山朝山进香习俗发展兴盛，信众纷纷捐赠香火钱，武当山宫观积累一大笔财富。
二宦官对武当山地方管理从政治角度来看，武当山宦官有利于推动鄂西北地方管理，稳定社会治安。成化十二年，北城兵马指挥司带俸吏目文会提到，自古以来，荆襄地区就是“用武之地”，宣德年间，流民邹百川、杨继保等人“聚众为恶”。正统年间，流民胡忠等人开荒垦殖，自从被纳入“版籍”，“编成里加”后，此地才得以安定。
1宦官对武当山地方管理的影响宦官与提督藩臣、郧阳抚治之间相互争权夺利，存在权责不分明，管理混乱等问题，这些问题进一步又会影响武当山的稳定发展。以香钱为例，提督藩臣与提督内臣争夺香税征收权、争夺香钱使用权，虽整体而言，是提督内臣占据上风，但各方官僚总会以明朝天灾等理由，借用香钱，用于赈济灾荒。
从万历至天启年间，武当山宦官与中央宦官之间存在党派关系，由于武当山宦官归属的宦官党派，在朝廷中为非作歹，致使政治腐败，朝政混乱，故提督内臣在一定程度上受其影响，贪财受贿，包庇纵容贪婪、不得体的道士。
2宦官对武当山及均州城文化的影响从文化角度来看，宦官参与武当山管理有利于丰富武当山文化。前文已知，宦官恪尽职责，维修宫观，安奉神像，保护武当山山场。比如，嘉靖二十六年，一则皇帝敕命官员的旨意中提及，明世宗收到提督内臣王佐的奏折，该奏折中言，近来，各地流民偷偷潜入武当山，并在此居住，加入本地军民户籍。
他们在武当山擅自砍树盖房，肆意挖山场种地，屡屡触犯禁令，一点也不畏惧法令。在这种情况下，提督内臣王佐直接上报明世宗，希望通过明世宗之敕令，来加强对武当山的管理。明世宗也确实采纳王佐的建议，督促地方官员，加强管控军民破坏武当山山场的行为。
正是由于武当山保护得当，所以此地自然景观十分秀丽，再加上该地区宫观建筑雄伟，陈设华丽，从而吸引一大批香客前来武当山朝山进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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