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将尘寰作诗篇

青山依旧，江水流东

——一代风流看子瞻

以苏轼的才华和学识，如果能够掩蔽一下锋芒，抑制一下张扬的个性，克制一下过快反应和极速表达，那么他就不会连遭贬谪，而且还能能做到宰相。但是，如果他真那样做了，并且也确实做到了宰相，可那样的苏轼，还是苏轼吗？

这是《宋史?苏轼传》作者的说法，这可真是个不同寻常的说法，简直就是真知灼见。如果苏轼完全按照官场的规则，遵循世俗的要求改变自己，后世的历史上确实会多一个苏宰相，但却少了一个苏轼。须知宰相在中国历史上虽然没有多到不胜枚举，但苏轼却只有一个。拿一个个性鲜明、恃才狂傲的苏轼，去换一个循规蹈矩、尸位素餐的宰相，对他本人来说，足以避免伤害，减少很多痛苦，增加不少虚荣；但对后世的历史，却并不能增加更多的另外意义。苏轼在后世人心目中，虽然多半以其才华著称，“文章为百代宗师”，诗词为古今罕有。可这些不仅跟他的才华有关，跟他的性格和做法更有直接关联，如果不是那样的性格和做法，便不会有那样才华横溢的苏轼；如果不是因为性格而不断遭遇不幸，苏轼的才华也不会那般淋漓尽致地得到表达。苏轼就是苏轼，只有像苏轼一样活着，他才是苏轼，否则他便不是苏轼，甚至可能谁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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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字子瞻，四川眉县人，北宋时属眉州，与其父苏洵、弟苏辙，均以文章名世，世称“三苏”。

苏轼少年颖悟，虽然七岁开始读书，相对很多古人并不算早，但是一经讲说，便知大意，并能说出其中道理和意义。十岁那年，父亲开始游学四方，由母亲程氏带领苏轼兄弟学习。苏母程氏，也是眉山人，是大理寺丞程文应的女儿，出生于富裕而好学的家庭。在那样的时代里，女子很少读书，但程氏却从小在家中受学，粗通经史，晓然义利，17周岁嫁给苏洵，鼓励丈夫向学，在程氏的鼓动下，苏洵始重读书、游学、科举。苏洵外出游学，程氏承担家庭教师职责，养育并教导苏轼、苏辙，每日教读经史。一日读到《后汉书?范滂传》，禁不住慨叹起来。苏轼问母亲：“我说亲爱的老娘啊，我要是做范滂那种人，不知您是否会愿意？”“你都能做范滂，难道我还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这段母子对话，太富于理想主义真情，所以一直被后世所传颂。

不满20岁，苏轼已经成了博通经史的饱学之士，每天著文数千言，起初喜欢西汉贾谊和唐代陆贽，后读《庄子》，视为知己。嘉祐二年（）参加科举，考官欧阳修，见其文章而“惊喜”，唯恐出自自己门客曾巩，为了避嫌，仅置第二。

就在苏轼和苏辙同中进士的时候，母亲却在家中过世了。按照古礼，苏轼与苏辙回家守制。守丧期满，被朝廷任命为福昌县主簿，欧阳修以其“才识兼茂”，举荐入秘阁，除大理寺丞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治平二年（），回朝判登闻鼓院，之后直史馆，父亲过世归家守丧。

熙宁二年（）还朝，适值王安石推行熙宁新政，应诏上疏，反对王安石“变科举”、反对青苗法，建议撤销王安石新设的“三司条例司”。王安石使人弹劾，遂请求“外任”，出为杭州通判，不久转密州。那首著名的《江城子?密州出猎》，就写在这个期间。三年后知徐州，之后转知湖州，因《到任谢表》中使用典故，耍弄文辞，被因实行新法而火箭上升（“锐进”）的李定等所诬陷，上任三月即已“谤讪朝政”被“逮赴台狱”，陷害者本欲置其于死地，却因神宗皇帝吝惜其才，拘押天之后，谪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与田父野老相从溪山之间”，“筑室于东坡，号东坡居士”。著名的《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都是这一期间的作品。

神宗有意重新启用，却被谏官和廷臣所阻。只好用亲自手诏，将苏轼移知汝州团练副使，未就任，以家贫请求赴常州，因为苏轼在常州有薄田数亩，可以养家糊口。得准为常州团练副使。

哲宗立，反对王安石新法的高太后听政，司马光等被调回朝中主持政务，苏轼被改派知登州，到任才几天，被召回朝廷担任礼部郎中。元祐元年（）以七品服入侍延和殿，即赐银绯，迁中书舍人。二年升翰林学士兼侍读，三年擢权知礼部、知贡举，因回朝后不同意司马光全面废除王安石新法，得罪了很多反对新法的旧法人士，加上“积以论事为当轴者所恨”，陷入“洛蜀党争”，洛党程颐及其门生不断对苏轼进行攻击、实施弹劾，苏轼“恐不见容”，害怕再度深陷是非漩涡，乞请外任，遂于元祐二年三月，以龙图阁学士知杭州。

元祐六年三月被旨赴阙，本授吏部尚书，因惧怕与弟弟苏辙同朝中高任，免被议论，只任翰林学士承旨，迩英殿侍读。不久又请求外任，六月以龙图阁学士知颍州，迁礼部尚书、端明殿学士，又请外任，以翰林院、端明殿两学士身份知定州。

绍圣元年（）五月，哲宗亲政，拥护新法的人物再度上台，苏轼又被章惇指使人弹劾，降两官改知英州。七月初刚到英州，再遭贬谪，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十月三日到达惠州。在惠州三年中，苏轼跟地方官和百姓相处和洽，准备在惠州终老天年。“罗浮山下四季春，卢橘黄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这首叫做《惠州一绝》的七言诗，就是在这种心境下写成的。

非常不幸，第二年七月，苏轼爱妾王朝云即被岭南瘴疠夺去了三十四岁的生命，保姆也因感染瘴疠而死亡。苏轼很难过，为爱妾写了一篇文短情深的《墓志铭》：“苏东坡先生侍妾王朝云，字子霞，姓王氏，钱塘人，敏而好义，侍先生二十三年，忠敬若一……”

苏轼虽然多情重情，但却豁达奔放。王朝云死后，苏轼很快走出感情低谷。虽然偶或窥镜自怜“白发消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但总体心态怡然快慰：“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过舒服了也遭人嫉妒，据说上面这首《纵笔》诗传到京城，章惇看到苏轼过得依然自在，指使同伙上章诋毁，说苏轼狂傲不改，毫无悔过之心。元祐四年五月，苏轼再遭责遣，以琼州别驾身份，被安置（戴罪受监控）昌化军。此时，苏轼身边只有小儿苏过，父子于十月初到达海南。先在官厅里居住，“以庇风雨”。章惇的追随者必欲置苏轼于死地，告发地方官庇护朝廷贬臣，关照苏轼的儋州知州被罢免，州中其他当地官员也有不少受到降级处分。苏轼被逐出官厅，只好自己出钱买地建房，幸亏昌化军十余位士子，帮忙远土搬瓦，在昌化军城南天庆观附近的桄榔林中，筑成了茅屋三间。

元符三年（）三月，哲宗崩驾，太后主政，大赦天下。有旨，苏轼改廉州安置。苏轼渡海，海南士民数十人前来送别，一位老者感慨地说：“学士因为才高，不断遭人嫉妒陷害。这次能够北归，是上天佑护善人哪！”至廉州，又奉赦恩，改舒州节度副使、永州安置。苏轼自西江由水路至广州，一路朝永州进发。过英州时，又得朝廷旨意，复朝奉郎，改提举成都玉局观，任便居住。

因在常州有房屋田地、家人，苏轼决定不回老家四川，直接去常州去颐养天年。过韶州，度岭北上。建中靖国元年（）正月初五，过南安郡，到虔州后再走水路，四月至南昌，五月间到达真州（江苏仪征）时中暑，六月上章请老，七月二十八日病逝于常州，寿66岁。吴越士民问讣，相与痛惜，哭于街市。次年六月葬于汝州夹城（今河南郏县）钓台乡上瑞里。

人们都知道苏轼散文是唐宋八大家，书法是宋代四大名家，又是文人画宋代的代表，诗词堪比李杜，多少都能记诵几句苏轼的文章、诗词，但对苏轼的行政业绩似乎并不过于留心。苏轼不是一个唯书是信的人，他更重视对事物的观察，所以能写出不少好诗词；苏轼更不是一个惟命是从的人，凡事用心考究实际情况，所以能切实解决民生的真问题。有关后一点，可以通过他在杭州知州任上的所作所为，以及所获得的成就，获得一点窥斑见豹的了解。

元祐二年（）三月，苏轼以龙图阁学士知杭州，这是他在担任杭州通判十八年后再来杭州，这次不是通判（相当于副州长）而是州守了，更有处事的决定权。

苏轼再来时，杭州正遭遇特大干旱，饥荒、瘟疫同时并行。苏轼奏明情况，力陈杭州地处水陆交会之地，疫病容易传染，死亡人数较其他地方更多。朝廷同意了苏轼的请求，把杭州百姓上缴米钱减免了三分之一，又准许苏轼用度牒钱救济杭州饥荒。第二年旱情更加严重，苏轼又上奏，请求再减农民粮食交易税，得到朝廷批准后，低价将官仓储备的常平米出售给百姓，指令官府僚属，每天多做稠粥，接济流落百姓。同时亲自出手，跟医师们一起，配制了很多中药，派遣官员协同医生，分送到疫病百姓家中。将自己积攒的50两黄金捐献出来，又从羡缗钱中省出两千，建造了一个专门救治重病患者的“病坊”——医院。在苏轼的亲自带领下，杭州官府救活了很多民众，上任一年就赢得了杭州民人的普遍拥戴。

解决了干旱和疫病的燃眉之急，苏轼开始谋划有益民生的长远之计。

早期的杭州，并不是今天人们看到的鱼米之乡，更不是人间天堂。原本因为近海，“地泉咸苦”，加上海水经常随潮倒灌，城中缺少淡水，不宜人居，是人烟稀少之地。唐代宗大历年间，李泌任杭州刺史，为解决淡水问题，引西湖水在杭州做了六口大井，百姓才稍微聚集。大约50年之后的唐穆宗长庆二年（），白居易担任杭州刺史，引西湖水入漕河，灌田千顷，老百姓衣食不愁，杭州成了殷富之地。但是湖里的水葫芦和蔓菁之类，生长繁殖很快，唐朝后期直到五代十国的吴越国时期，每年为打捞这些蔓草花费很多人力物力。宋朝建国以后，由于改朝换代等原因，杭州西湖疏于管理，蔓菁和萍藻之类长满西湖，水都快被挤光，西湖快成蔓草园地了。加上钱塘潮每年带进大量淤泥，西湖几乎已经不见踪影，每三年动用民夫淘淤泥、捞蔓菁一次，破费很大，耗费精力不小，几无成效可言。航运和用水都成了棘手的大的问题。

早在熙宁二年（），苏轼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被下放到杭州做通判，虽然时间并不长，但对这种情况已有了解。这次再来，感到情况已更加严重。治疫、赈灾告一段落，苏轼马上着手疏通河道、整治西湖。

苏轼请浙江路安抚司帮忙，抽调千余名守备兵卒，疏通城内的茅山和盐桥两条河流，深挖八尺，恢复了与钱塘江及大运河的联络，水上运输恢复了畅通。

官兵完成任务撤走后，杭州民众在苏轼真心为民的精神感召下，自愿组成了人的队伍，踊跃参加苏轼领导的治理西湖工程。

苏轼不仅亲自考察、详细策划，还直接亲临工地，改变从前做法，不再费人费力地将湖里挖出的淤泥和蔓草放在四周岸上，而是在西湖中间垒筑一道长堤，这样既省工省力，还免去了被挖出的淤泥蔓草再度被雨水和海潮冲进湖里的可能，同时也建设了一条从湖中通过的陆上通道，长堤中间还建造了六座石拱桥，用来连通两侧，同时具有泄洪功能，西湖得到了根治。苏轼号召民众在大堤上种植芙蓉、杨柳，在湖中种植菱角。四处淤塞，到处是葑、茭、萍、藻的难堪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远望如画图，近观似明镜的美妙山水。渔船、游艇，往来穿梭，鸟语人歌，洒落一湖，杭州成了人间天堂。人们感戴苏轼，将这道横贯西湖的十公里长堤，取名“苏公堤”，简称“苏堤”。“苏堤春晓”、“柳浪闻莺”，至今仍是杭州西湖最诱人的风光。

看着如此美妙的风景，苏轼忍不住感慨赋诗：“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苏轼为人真诚，性格直率，敢想、敢说，敢于承当，因此招来很多谗毁；又因博学多识，不免恃才傲物，惹得很多人心中不快，由此又遭到很多意想不到的加害。一生三次遭受贬谪，还因乌台诗案，险些造成生命危险。苏轼一生不改脾气秉性，不隐瞒、不含糊、不装聋作哑，越是身处艰难，生活热情越高，写作数量越大。从海南贬所归来，总结自己一生为了功名业绩而身遭不幸，作了如下二十四个字的自我描摹：

心似已灰之木，

身似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

黄州惠州儋州。

苏轼学庄子学到骨子里，在人生最灰暗的时刻，也不忘借庄子嘲弄一下自己。

这首六言体，前一句取庄子《齐物论》“形故可使如槁木，而心故可使如死灰乎”；第二句取庄子《列御寇》“巧者劳而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虽然人生已再无重起之望，依然不忘以庄子为侣，自讽中仍然含有自傲自得的逍遥之意。得志时恃才遭嫉，困厄中借才取乐，是苏轼人生的明显特色。才华使他被看重，才华使他遭嫉恨，才华，也是他身处困厄时最亲密的伙伴，帮他度过了很多劫难中难挨的时光。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像他自己著名的词句一样，苏轼也如同千古以来的那些风流人物们一样，早被滚滚的江水卷进了历史的深处，但苏轼的为人和作品，却不时在后世人们的心里，“卷起千堆雪”，溅出了千余年无法消歇的饱含情感和情绪的精神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