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士的行侠方式，并无一定之规。同是史家，司马迁笔下的侠士与班固笔下的侠士尚且不同，后世文人笔下武侠小说中的侠士形象更是各具特色。1、以《史记·游侠列传》为代表的是实录阶段(两汉)，陈平原谓“实录阶段的侠客形象当然也有作者的主观评价，但离实际生活不远”。这时的“游侠”并不一定会技击，“凡侠客必定武功高超”，那是小说家制造的“神话”。“游侠”结私交，立声名，解缓急，赴厄难，重要的是“古道热肠”，而不是“匹夫之勇”。“卿相之侠”如孟尝君、春申君、平原君、信陵君者，“招天下贤士，显名侯”（《史记》），“藉王公之势，竞为游侠”（《汉书》)，但未见有任何勇武的表现。“布衣之侠”如朱家、郭解辈，“时捍当世之文罔”《史记·游侠列传》，“窃杀生之权”（《汉书·游侠传》)，可也不见得有什么武功。“以任侠显诸侯”，靠的是气节而不是勇力。朱家、剧孟、楼护、陈遵虽显侠名未见杀伤；郭解、原涉“外温仁谦逊，而内隐好杀”，可都是他人代劳，未知本人武艺高低。可见在司马迁、班固看来，任侠并不一定需要“武功高超”。不以成败论英雄，而以“精神”“气节”相推许。以豪侠小说为代表的是幻设阶段(中晚唐)，幻设阶段的侠士形象被重新赋予血肉和生活实感，但保留想象和虚构的权利。唐代作家创作“豪侠小说”时，行侠必须有武功辅助的观念大致已经定型，是侠士总多少有点武功。没有武功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侠士，这跟司马迁的观点相去甚远，可被后世的武侠小说奉为圭臬。随着“以武行侠”观念的形成，“豪侠小说”中打斗场面的描写日益纷呈异彩。作家不再局限于渲染行侠的效果，而是转而突出行侠的过程，各种技击、道术与药物在实战中的运用，开始引起唐代小说家的浓厚兴趣。这对武侠小说的进一步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唐宋传奇中侠士的武功，一为技击，一为道术。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现实生活中实际存在的打斗技巧，而后者则带有更多想象和神化的成份——如剑术娴熟是“技击”，飞剑千里取人头则应归入“道术”。技击可以是徒手搏斗，也可以是器械相拼。总的来说，唐宋小说家笔下的的打斗场面描写“器械相拼”胜于“徒手搏斗”；“器械相拼”中又以舞剑较为精彩。唐宋传奇中侠士多用剑，只是不一定正面描写仗剑行侠的场面。许虞侯虽抚剑壮行色，可实际上是计取而非强夺(《柳氏传》)；古押衙用剑杀人，可真正救无双的是药而非剑(《无双传》)。当聂隐娘持匕首刺杀某大僚时，是技击；而当聂隐娘和精精儿变作二蟠子相击时，那已经是道术了。唐宋传奇中侠士的道术，最重要的是“飞行术”：红线一夜之间往返七百里，空空儿更神速，“才未逾一更，已千里矣”；磨勒“负生与姬而飞出峻垣十余重”，车中女子背举人“耸身腾上，飞出宫城，去门数十里乃下”……作为技击与道术的补充，豪侠小说中也开始出现了以药物行侠的描写。除了《无双传》中茅山道士那能令人死而复生之药在整个故事中起关键作用外，其余只是作为点缀，是辅助手段。聂隐娘杀精精儿后，“拽出于堂之下，以药化为水，毛发不存矣”。唐传奇中还有一些侠士，他们行侠时既未仗义，也未报恩，只是在某一特殊场合中表现其神奇的技击本领。袁郊的《懒残》、皇甫枚的《嘉兴绳技》、段成式的《僧侠》、《兰陵老人》、《京西店老人》以及孙光宪的《许寂》等，虽也含有一点人生教训，可在作者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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