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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段落-----

第五章永远变化的宇宙

选择阴宅即死者安息之地，除了考虑地面上的位置，还必须考虑地面之下，是不是干燥，是不是稳定。所以，选择墓地的条件，就要考虑到“峦”（山脉）、“沙”（底层土质）、“水”（地下水）以选佳“穴”（墓址）。经过如此拣选出来的墓地，才不会因为渗水或是塌陷影响到死者的安宁。选择墓址，除了盼望墓主安息不受灾害，今天选择墓地的堪舆之学，更认为佳穴得天地灵秀之气，可以为儿孙造福。因此，风水先生往往提到一些特殊的术语，例如“牛眠之地”或是“凤鸣朝阳”等名称，其实不过是隐喻后世子孙获得福荫而已，才将当地的地形比附佳兆，以为选择地点的参考。

现代人生活在城市之中，住在高楼大厦，很难再用过去风水的方式挑选房屋。在民间，居然发展出了现代的“风水学”。风水师会对公司行号或是住家选择地址加以考察，注意“路冲”或是“背向”，例如，房屋不能对着马路来路的方向，避免路上的交通直向房屋冲来；还要避免房屋搁在大厦的后面，阻挡了对外的接触。在几间房间之内，风水师也会建议房主注意流动的方向，即所谓“动线”，其考虑的思路，基本上是在内部安排一个比较顺畅和谐的局面：办公桌的位置基本上不可以面对房门，也不能背对房门；面对房门等于暴露，背对房门是内外不通，诸如此类。还有一些小花招：店家或是餐厅最好有一个鱼缸，其中最好是有金鱼，水取其流动是招财，金鱼更是金钱的象征。有些广东的店家，可能在室内放一盆小橘子树，取其“吉利”。风水师最普通的建议，是在房内或是门边、窗后，悬挂箫、笛，取其“和谐”。这些考虑，其实已经脱离了上述的八卦和堪舆的基本数字和图形观念。凡此引申，都是从常识的范围之内借用风水的名义，布置一个比较安适平静的环境。

至于方位，也如上所说，东西南北方向都具有特定的意义。在选择方位的罗盘上，八卦的方位就是八个方向：东、南、西、北，东北、西北、东南、西南。高和低则是八卦图的阴、阳，阴阳既要判分又要融合，八卦中间的太极图，也正是这种条件的象征。因此，在堪舆之术亦即地理方位之学的发展过程中，八卦就成为非常方便的符号工具了。

至于奇门遁甲之学，自古以来即被看作神秘的法术，用之作预言，也可能用来作为计谋。我自己对于奇门遁甲并没有研究，只是请教过科学史家何丙郁先生，承蒙他指点：奇门遁甲与“幻方”或“魔方块”有相当的关系。诚然，奇门遁甲的书籍，几乎都在开章明义时就以“洛书”——那个九宫的魔方块——作为起点。这一最初级的魔方块，以五据中央，从一到九各自安放在三格乘三格的方框内。无论是直线或是斜线，都要经过五，三个数字的总和都是十五。如此魔方块，在以十进制的数字系统内，是种非常巧妙的安排。中国的数目字是以十进制，可是又有以二进制安排的八卦。洛书，既可容纳二进制和十进制，又有九宫格的三三相乘，因此，这一魔方块几乎容纳了所有十进制以内数字的配合。

当数学观念还在起步初阶之时，人类对于数字互相配合的关系，会因其巧妙而引申为神秘。大家都知道，西方有“达·芬奇密码”，一个正三角形和另一个正三角形相对地叠合，构成了外面六角、内面六边的几何形体。这个符号，其起源乃在两河流域，以一、二、三相配构成的六进位作为根本。基督教的教会继承了这个古代的神秘符号，认为这个符号本身就具有奇妙的功能。又例如，希腊几何学从“勾方+股方=弦方”的直角定理，引申出后来数学、几何学和圆周率的研究。但在毕达哥拉斯的时代，勾股定理本身被当作探索宇宙奥秘的入门。中国的魔方块也正如上面两个中东和西方古代文化的例子，在中国的科学发展史上有其一定的地位，却也长久陷入前科学阶段的方术。

中国洛书的九宫虽是一个四方形，因为八卦和太极配合，后来却以圆形作为最常见的表现方式。圆形是可以旋转的，内部九宫的位置也可以移动。因此，圆形的表现方式，将方形的固定转变成为无穷变化的圆体。奇门遁甲的巧妙，就在于整体不断变化，内在各部分之间也不断变化。何丙郁先生就曾经将中国历法和季节的变化，套叠在奇门遁甲的图案之内，以理解传统年历学如何安排各种长程、短程的周期，利用这个简单的图形作为检索数据以及运算的工具。

传统上，奇门遁甲之学可以用于战阵。《三国演义》是中国人喜爱的小说，罗贯中将诸葛亮描述成一个像魔法师一样的军师，他的战略和战术无不奇妙莫测。从那本书开始，诸葛亮的形象便是一位穿着八卦袍的术士。他安排了八卦阵，在传说中有神妙的功能，几堆石头可以变成一个魔阵，使千军万马陷入其中。这个小说与奇门遁甲的术士形象相加，模糊了奇门遁甲“前科学”的特性。让我们回到诸葛亮的军事谋略，从那个起点设法重建所谓“八卦阵”的意义。中国的几部古老兵书，如《六韬》和《司马法》，都讨论过军队的行动，既涉及安营扎寨时各个战斗单位之间的关系，也涉及战争开始后这些战斗单位彼此的配合。出入进退，都必须有适当的计划，也要留有充分的变化空间。在《三国志》中记载，诸葛亮死后，司马懿巡视他留下的营地，对于诸葛亮营地内外的安排十分佩服，认为其是天下奇才。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也许可以理解，一个九宫的八卦阵，可能就是将中军大寨放在中央，前锋、后卫、左右两翼，分属四个方位，而四个角落则是裨将带领的机动单位。在扎营时，各个单位之间有连接的通道，但也可以随时封闭拦截侵入的敌人。部队移动进入战场，并不必须从同一个门出发，可以各自从三四个不同的方向分进合击，执行分配的任务。诸葛亮的时代，作战的部署已经不是单兵作战，也不是某一种兵种的独立作战，而是许多不同兵种联合作战。例如，诸葛亮曾经发明强力的“连弩”，可以一弩连射数十杆弩箭——这种装置，必须以车辆作为发射台，车辆既要有人推动，也要有步兵保护。车兵、骑兵和步兵，三种作战单位各自具有一定的位置，作战时也各有互相掩护和配合的作用。这些在扎营时的“静”和作战时的“动”的种种需求，可以在八卦阵内一气呵成。

在当时或在后世，诸葛亮多兵种的战术都被当作奇妙的安排，奇门遁甲也就成为传说中诸葛亮战术的依据。奇门遁甲号称是可以用于治国，也可以用于经商贸易的学问。其实，无论是治国或是经商，也都与战阵相似，必须使动与静等各种因素互相配合，才能运用各种资源发挥出最大功效。从诸葛亮的战术上，也未尝不可引申出许多其他的策略。综合言之，奇门遁甲本身有其“前科学”的探索，因为其着重在各种变化的叠合，却也无妨逐渐发展为某种数学，或是可以发展为策略。

后来，奇门遁甲发展成为道教符箓派的法术。这一派道士，经常号称能够运用符箓拘神遣将、役使妖鬼。在许多符箓之中，有一个常见的符，即将九宫幻方中从一到九的联机，拉成一串类似草书的图形，道士们认为这个简单的图案具有幻方一样的神秘力量。九宫、八卦阵这一类阵法，也可以作为驱使鬼神的大阵，以种种道具象征虚拟的阵容，安置天神、天将布成天罗地网。最常用的天神、天将，也是按照八卦的方位排列，四面八方的神明以及二十八宿的星宿等都在阵内，各有指使。拥有法力的道士也可以凭借这强大的阵势，为人间驱除灾害，保有四民的平安。在我青少年时，家乡的道观每年会有联合举办的盛大典礼，成为护国佑民的禳祭。我印象中最盛大的一次，是在抗战胜利之后第二年，大家希望从此有个安定的岁月。在无锡，不仅有当地的道观参与，而且邀来茅山派很多法师，举行了盛大的典礼。最难忘者，他们举行了一次“十番大曲”的演奏会，这可能是民间道教最后一次将古乐纳入宗教仪式。这些古曲今天是否还有人保存，就不得而知了。当然，这种宗教仪式容纳了文化的传承，但文化不过是民俗信仰的附属品。

到了今天，中国民间利用打卦以预测吉凶还是常见的行为。这种信仰，与巫觋的功用相当有关，几乎各种庙宇都有抽签的签筒，可以让信徒询问吉凶。世事复杂，各种发展方向都有可能，岂是掷茭、打卦就可以得到解答？以《易经》本身在古代预测的功能而言，《左传》《国语》记下了二十三件历史个案、筮卦得出来的预言，以及与实际情况的印证。审视这些个案，我以为，颇有些预言的个案其实与实际的发展并不一致。举例言之，《左传》昭公七年，卫国的两位公子都有可能继承国君之位，对这两位公子的占卜都是正面的即“建侯”。但是不可能两者都得到君位，应当只有一位的预测是对的，另一位的预测就错了。又举另外一个案子，《左传》成公十六年，晋、楚之间发生战争，晋国的预测是胜利，结果晋国战败了，筮卦的史官的解释是，吉兆指的是对方的胜利。这种立场颠倒的预测，岂不颠覆了原来的目的？诸如此类，自古以来所有的预言，能够准确一半就相当不错了，哪有象数之学可以真正使《易经》成为中国的经典？

综合太极、八卦、堪舆、奇门这些民俗的运用，中国传统社会将数字与图形组织为一个宇宙模式。这个模式，表达了传统社会对于宇宙的认识：那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内部都有数字和图形构成其部分，以及部分与部分间的联系。这个网络系统，内部不断调节各部分的关系，对外也不断与天、地、人三个大系统彼此协调。变动的过程中，会产生“运”和“势”，这都是具有能量、足以影响我们的生活的状况。

因此，这一类的民俗信仰都趋向于以掌握这些神秘力量根源，亦即数字和图形，求取人生在运和势中取得最大的福祉。这些观念是信仰，却不是理性的推论。中国民俗信仰这一特色，和犹太-基督教将宇宙一切的变化归之于神的意志，两者之间有极大的不同。犹太-基督信仰中的神有自己的意志，以支配宇宙；凡人无法测知神的意思，只有对神的完全信仰和顺服。中国人的观念中，宇宙运行的运和势，却是取决于系统之内和系统之间互动的结果。人如果能够掌握运和势的大方向，就能够顺势而为，也就可以获得宇宙能量赋予的最大福祉，避免宇宙能量可能造成的灾害。如前所述，这一套思维方式是“前科学”的，至多只能说是“拟科学”的。民俗信仰本身的行为基础，与太极、八卦那套玄学的推演过程以及基本假设也有相当的不同，二者之间并不一致。

从义理之学的方向讨论，世界的成败兴衰，确实值得我们警戒。《易经》呈现的总体形象让我们认识到：成功不会持久，失败也有回头的机会，当事人自己的作为，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未来成败的方向。据说孔子晚年对《易经》特别有兴趣，他对《易经》的了解，似乎是在从成败吉凶现象提醒人们：有若干行为模式是会引向好的结果，而另外一些行为模式则会招致失败。

孔子在《系辞传》里说明文王兴易之后，即从六十四卦中选出九卦，教人自修其德，以防忧患于未然。这九卦是：天泽“履”，地山“谦”，地雷“复”，雷风“恒”，山泽“损”，风雷“益”，泽水“困”，水风“井”，随风“巽”。九卦的精义，孔子在《彖传》《象传》里各有解释，《系辞传》又特别说明：“是故，履，德之基也；谦，德之柄也；复，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损，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辩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这一节，孔氏《正义》（《周易正义》）说：“明九卦各与德为用也。”汉代的易家，象数之学颇盛。王弼以后，义理之学是儒家易学的主流。儒家以世间事物发展的方向提醒大家，要以谦让谨慎面对胜利，以坚毅忍耐面对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