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王朝在北方金国的强大军事攻击下，于年宣告灭亡，统一的中国再次出现南北分裂的局面。偏安于江南半壁河山的南宋小朝廷，其社会状况从总体上说，一直处于激烈的动荡之中，民族矛盾较为尖锐复杂，经济状况也很不景气，人民饱受战火之苦，苛捐杂税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在这种情况下，不仅统治者需要借助宗教之力来维护其社会秩序，在老百姓中也同样有渴求宗教的需要。南宋统治者对待道教的态度，基本上与北宋统治者一致，但鉴于徽宗崇道亡国的教训，南宋朝廷再未出现过像北宋真宗、徽宗利用道教神化皇权及崇道抑佛的极端行为。
高宗赵构（—在位），即位伊始即对前朝极端崇道的弊端进行了纠偏，建炎元年（）五月庚寅，高宗下诏“罢天下神霄宫”；辛未，又诏“籍天下神霄宫钱谷充经费”。据宋人周辉《清波杂志》载：高宗于建炎初，敕命温州籍没林灵素家产。周密《癸亥杂识》载：“南渡之初，中原士大夫落南者众，高宗乃有西北士大夫许占寺宇之命。”另外，南宋朝廷对道教的管理相当严格，建观、度道士出家皆由有司限定名额，并依北宋之制设各级道官管理道教事务，大宫观的提举由近臣充当。据《宋会要辑稿》载：绍兴二十年（），“道士止有万人”。
《燕翼诒谋录》卷五云：“南渡以后，再立新法，度牒自六十千增至百千。淳熙初，增至三百千，又增为五百千，又增为七百千。然朝廷谨重爱惜，不轻出卖，往往持钱入行都，多方经营而后得之。”《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一五《僧道士免丁钱》条说：自十五千至二千，凡九等，大率禅寺僧、宫观道士散众每丁二千，长老、知观、知事、法师有紫衣号者次第增钱，朝廷由此可岁入钱五十万。据道士杨至质《勿斋先生文集》卷一《太一宫清心斋谢陈提举》云：“当建、绍、乾、淳（高宗、孝宗朝）之际，多巢由园绮之臣，召对禁中，每谈经而论道，放还物外，且锡号以赐书。比年以来，此事俱废。”这一切表明，南宋王朝对道教确实是有所抑制的。
然而，由于此时国力羸弱，递受金人和蒙古人的侵袭，为力求保国延祚，消灾免难，更需求助于神灵的护佑，故高宗赵构仓皇南渡后，面临金军不断南侵的生死存亡关头，积极营延揽羽流，并常去宫观参拜。最典型的事例如下：
一是他在战败之余、惊魂未定之时，即在钱塘修建了显庆观以处羽流。绍兴十七年（）又再度重修，并派人主管教门公事，复赐缗钱，为之置田产增广斋供之费。
二是效宋真宗曾于京城和曲阜县修建景灵宫“以奉圣祖及圣祖母”的故事，建炎元年五月，在他即位之日，即下令筑景灵宫于江宁府，及定都临安（今杭州）之后，又于绍兴十三年（）二月，在都城修建景灵宫用以奉安累朝神御。
三是绍兴十四年（），在杭州西湖修建延祥观以奉四圣真君。
四是绍兴十六年（），下令在全国各地广建报恩光孝观，以奉佑陵神御。
五是绍兴十七年（）十月，“诏建太一宫于行在”。次年（），又增建明离殿，住宫道士每岁给粮五百斛，其后又诏市嘉兴田三十顷，以为道粮。
六是绍兴二十五年（）十月，高宗以皇太后之命，调动军队修复临安洞霄宫，建昊天殿、钟楼、经阁。乾道二年（），高宗书《度人经》以赐。
七是绍兴二十五年（）十月，修建三茅观，并派道士蔡大象专门管理观事。
高宗还经常亲自召见道士，或赐钱物，或赠封号，或授官爵，或书写道经，当时的道士如谯定、姚平仲、刘居中、饶廷直、皇甫坦、张椿龄、唐广真、张守真等，均受到他的优待。为了尊崇道教，他还效法真宗，任命了许多大臣为宫观使或宫观提举。这一做法又为高宗以后诸帝所继承，贯穿于南宋的始终。
高宗后的孝宗赵眘（—在位）、光宗赵惇（—在位）、宁宗赵扩（—在位）等，皆继续奉行高宗时期的崇道政策。如：淳熙二年（），闽县报恩光孝观所藏《政和万寿道藏》送至临安，太一宫抄录一藏，待抄录完成之后，孝宗御书《琼章宝藏》以赐，并敕写录数藏，颁赐各大道观。孝宗以自己的形象为模式来造道教神像，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二载说：“佑圣观，孝宗旧邸也。……淳熙三年（）初建，以奉佑圣真武灵应真君，十二月落成。或曰真武像，盖肖上御容也。”
据《宋史·孝宗本纪》载：自佑圣观落成后，孝宗每年都要去参拜一次。据叶绍翁《四朝见闻录》卷三说：孝宗晓道教炼养术，“尤精内景”，并“时召山林修养者入内，置之高士寮，人因称之曰某高士”。光宗在位时间很短，他登极之后，急忙修建玉清昭应宫，规模务求宏大，工艺务求精湛，所用木材均用梗楠，且在盛夏动工，不惜耗费巨资，不顾劳民伤财。宁宗对道士张道清、包道成、张成果、王景温、张可大等均甚为宠爱，或赐封号，或赐以田庄、免其租役。他还亲自为显庆观题额，并命楼钥撰记立碑。嘉定二年（），他颁发《诰词》宣扬真武神威，并特封为“北极佑圣助顺真武灵应福德真君”。
继宁宗之后的理宗赵昀（—在位）当政之时，蒙古已经统一了北方，并向南方步步逼近，南宋王朝已处于“疆土日蹙”、“国势阽危”之境。为了维护赵宋王朝的统治，他在崇奖理学的同时，也进一步加强崇道措施。例如：给一些神仙人物和道派祖师加封，天师道祖师张道陵被封为“三天扶教辅元大法师正一靖应显佑真君”；封茅山派祖师大茅君茅盈为“太元妙道冲虚圣佑真君”，中茅君茅固为“定箓右禁至道冲静德佑真君”，三茅君茅衷为“三官保命微妙冲慧仁佑真君”；加封真武为“北极佑圣助顺真武福德衍庆仁济正烈真君”。
与此同时，又给一些死去的重要道士追赠封号，如：道士张道清，生前曾受到光宗和宁宗的宠信，在他死后，理宗于绍定三年（），封其为“真牧普应真人”；道士杨淮得三五飞升呼雷术，驱役祷雨辄验，其逝后，赐号“清隐妙济披云杨真人”，创寺墓侧，肖像礼祀之。理宗对于当时的一些道派首领，也是或赐赠封号，或委以官职，以示崇敬。如：嘉熙三年（），召见第35代天师张可大，命其提举三山符箓兼御前诸宫观教门公事，主领龙翔宫，赐号“观妙先生”。对茅山道士易如刚特赐“妙宝先生”，清微派道士南毕道在理宗时曾出任官职，其弟子黄舜申于宝祐（—）中出任检阅，理宗亲自召见并御书“雷囦真人”以赠。神霄派道士莫月鼎，理宗也曾赠诗赞。女冠吴知古，也甚得理宗宠信，其侄吴子聪夤缘以进，得知教门事，势焰薰灼，以官爵为市，引起舆论的强烈不满。
理宗不顾民穷财乏，继续兴建和扩建宫观。淳祐十二年（），于临安建西太乙宫。宝祐三年（），扩建佑圣观，内侍董守臣逢迎其意，起梅堂、芙蓉阁、香兰亭，强夺民田，招权纳贿，无所不至，人以“董阎罗”目之。
理宗对于道书《太上感应篇》特别感兴趣。《太上感应篇》是根据道教经籍而编成的一部通俗劝善书，大概编成于北宋末，南宋初已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它以“太上”规诫的方式，宣扬善恶报应，提出了数十条善恶标准。所谓恶行，主要指违背三纲五常的行为，诸如“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恚怒师傅，抵触父兄”，“违父母训”，“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和其室，不敬其夫”，“无行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非礼而动，背理而行”等等。所谓善行，当然是符合三纲五常的行为，诸如“不履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于物，忠孝友悌，正己化人”等等。如果犯有恶行，司过之神就将“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刑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如果行善，那就“人皆敬之，天道祐之，福禄随之，众邪远之，神灵卫之，所作必成，神仙可冀”。
概而言之，《太上感应篇》利用神道设教的方式来贯彻它所宣扬的伦理道德法则，尤其以行恶遭祸减算、损害现世利益的说教来劝善止恶，这对注重现世利益，希求福寿的中国人来说，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再者它文字浅显、通俗易懂，便于在大众中传播。这样，在南宋那种社会动荡激烈的情况下，非常符合当时人们的心态。宋理宗也正是看到了《太上感应篇》的社会功用，大力推崇，收拾人心，为巩固自己的统治服务。于是，绍定六年（），在他的授意下，由太乙宫道士胡莹微负责刊印，理宗亲自书写“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八字列于卷首，并由名儒真德秀代作序、跋，宰相郑清之作赞文，将《太上感应篇》广为传播。后来道教劝善书的兴起，当与此有直接的关系。
度宗赵禥（—在位）即位时，赵宋王朝已面临土崩瓦解之势，而度宗仍在宫中设内道场，给僧、道大量发放度牒。咸淳六年（）八月，蒙古军攻围襄樊甚急，宰臣贾似道仍“日坐葛岭，起楼阁亭榭，作半间堂，延羽流，塑己像其中，取宫人叶氏及倡尼有美色者为妾，日肆淫乐”。而道士安世通、徐道明、饶松等则在危亡的关头，以捍卫赵宋王朝为己任，置生死于度外，为之奔走呼号，最后甚至不惜以身殉国。他们斥责那些屈膝求荣的“士大夫皆酒缸饭囊，不明大义”。这些道士们的忠义行为自然不免带有时代的局限性，但其可歌可泣的一面，也是不容忽视的。从这里也反映了道教上层化以后与封建统治者的血肉联系。
在道教信仰上，南宋王朝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把“崔府君”、“四圣真君”——北极紫微大帝管辖下的天蓬、天猷、翊圣、真武四将，作为皇室的保护神而加以祠祀。关于崔府君，据《南渡录》说，高宗赵构作为人质从金营出逃的途中，假寐于磁州崔府君庙，梦神人告以追兵将至，以泥身护送他渡江而得以逃脱金人的追捕，这个神人就是崔府君。高宗回朝后，崔府君就受到特别尊崇，被敕封为“护国显应兴福普佑真君”，并在京城建“显应观”专祀。宋楼钥《攻媿集》载：“初置观于城南，寻徙于西湖之滨，分灵芝僧寺故基为之，祠宇宏丽，像设森严，长廊靓深，彩绘工致，铁骑戎卒，左出右旋，戈旗盖，势若飞动。敞西斋堂以挹湖山之秀，为崇祐馆以处羽衣之流，称其为大神之居。高宗脱屣万乗，尝同宪圣临幸，以丹垩故暗，赐金藻饰一新。”
此后，孝宗赐匾，宁宗御题观额，理宗书《洞古经》赐以刻石。吴自牧《梦梁录》卷四载：每年六月初六日，为崔府君诞辰，“此日内廷差天使降香设醮，贵戚士庶多有献香化纸”。“四圣真君”也被南宋朝廷作为保护神而加以奉祀。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谓：延祥观，“绍兴十四年（）建，以奉四圣真君。初，靖康末，上自康邸北使，将就马，小婢招儿见四金甲神，各执弓剑以卫上，指示众人，皆云不见。显仁后闻之曰：‘我事四圣，香火甚谨，必其阴助。’及陷虏中，每夕夜深，必四十拜。及曹勋南归，后令奏上，宜加崇奉，以答景贶云。观今在西湖上，极壮丽，其像以沉香斫之，修缮之费皆出慈宁宫”。
此外，南宋朝廷还把历代朝廷崇祀的昊天上帝及北宋以来皇家奉祀的诸神祇，沿例加以崇祀，祭天祀神，成为定制。《梦梁录》卷一四“祠祀”条记载：南宋皇家之制，“正月上辛祀感生帝于宗阳宫斋殿，四立日祀十神太乙，祀于东西太乙宫……夏至日祭后土皇地祇，立夏祭荧惑，立秋祭白帝……立夏祭南方岳渎，立秋祭西方岳渎……”这些祈祀的目的在于“为苍生祈百谷于上穹”，“上祈国泰，下保民安”，企图借神力来维系其朝不保夕的统治。吕祖谦在《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卷二四说：“当维阳立国冰泮之上，上且行郊祀之典，支赏用钱二十万缗，金三百七十两，银十九万两，帛六十万匹，丝绵入十万两有奇。不能积缣以易胡人首，储金帛以养战士，而乃为无益之费，事无益之文！”吕祖谦此番话虽是针对高宗祠祀行为而发，但却明确地指出祈求神灵庇佑是于事无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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