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死亡，虽说生老病死乃人之常情，但天灾人祸仍会令人悲愤不已。从妙龄空姐夜间乘顺风车遇害横尸郊外，到北大高材生弑母于家中其母尸体一年后才被发现，再到南大学生遇害后被碎尸而凶手至今逍遥法外……这几起骇人听闻的谋杀案，让我们在大骂杀人者的同时，为逝者感到悲痛和惋惜。鲜活的生命就这样被凌辱和摧残，变成了一具具惨不忍睹的尸首。痛心疾首的我们不禁想，如果逝者能说话，能亲口控诉他们所遭受的暴行，那么他们的冤情是不是就能昭雪，施暴者也将无处遁形。
让逝者说话，这如其可能？是茅山道士的借尸还魂之术？抑或是盗墓小说中的大粽子复生？影视剧中的幻想可以让观众逞一时之快，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无迹可寻。然而，21世纪的科学告诉你，通过应用现代医学技术，我们就能让尸体说话。《逝者证言》正是这样一部讲述法医如何让尸体说话的科普作品。在一桩命案中，尸体是整个现场的中心，施暴者所有的暴行都或显性、或隐形地反映在尸体上。一谈到尸体，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是恐怖电影或惊悚小说中的桥段：停尸房里，一个头发遮脸的白衣女子缓缓向你爬来，边嘶吼着边拨开自己脸前的头发，露出一副白皑皑的骷髅头。《逝者证言》不同于这些灵异悬疑小说的地方就在于，尽管书中描绘的尸体五花八门——腐尸、残尸、干尸、浮尸、白骨尸，尽管法医检查尸体的各种方法具有十足的画面感和冲击力——解剖、开颅、锯骨、甚至高压锅烹煮，但作者的目的绝对不是为了重口而重口，而是作为一名法医，向公众发起一场生动形象的科普。
法医，就是那个让尸体说话的人。一个拥有具有扎实知识和大量经验的法医，可以通过尸体现象来较为准确地判断死者身份和死亡时间，可以通过尸体上的损伤来推断死因。而且，现代医学知识加上重构现场的推理能力和行为心理学分析，我们不仅能让尸体说话，还能让尸体“行动”起来，在法医的脑海中演示它被施暴的经过。作为一本科普作品，《逝者证言》更注重介绍法医在让尸体说话时运用的医学知识，并从法医获得的尸体证据来展开案情，每一步的推理都有证可循，每一步的推理也都依赖于尸体所给出的证据，从而展现出了现代法医断案的科学方法：物证和逻辑推理相辅相成、交互进行。
尽管法医的工作是重要，但是他们常常因为长期跟死人接触而被认为是冷酷的、怪异的，甚至是“晦气的”“不吉利的”。《逝者证言》就“致力于”揭开法医神秘的面纱，破除公众对法医形象的误解，以“刑侦实录”的方式塑造了一个个生动、鲜活的法医形象：法医实习生赵伟和杨光作为初来乍到的“小白”，面对腐尸也会作呕，解剖尸体时也会手抖；市公安局主检法医师王小美不仅是个不折不扣的大美女，作为法医大佬的她勘察现场时有条不紊，尸检解剖时冷静沉着。并且，由于法医的鉴定往往是法律仲裁中最为有力的证据和标准，有时，法医给出死亡或者伤情鉴定和家属的预期不符。因此，医院的医闹现象，在法医的日常工作中也层出不穷，法医的专业鉴定与大众关于死亡的知识之间存在鸿沟。这也是本书作者秦明作为一位法医，急于向大众普及法医知识的原因之一。
除此之外，这本书让我们看到，法医工作的难能可贵之处，不仅在于他们能为常人之不能——面对、触碰各种让人见之可怖、闻之作呕的尸体，有时手上的恶臭会让他们无法端碗吃饭、几天都难以消除，更在于他们力图“透过现象看实质”，通过一次次的尸检和现场勘察，抽丝剥茧、力图还原案件真相的坚守。当生命已逝，我们唯一能做的也只有找寻真相了。法医让尸体说话，而尸体所说的将成为凶手无可抵赖的、最为有力的证词。人们崇拜福尔摩斯这类大侦探，认为他们能凭借敏锐的观察力和清晰的推理逻辑，为无辜的受害者伸张正义。但其实，法医同样甚至更加值得我们尊重。因为在找寻真相这件事上，他们始终身体力行。
用科学的方式去说鬼话，用现代医学去安抚人们对死亡、对未知的恐惧，这种科普题材虽然很科学，但是也很危险——一不小心就会变成以“科学家下乡”扫除愚昧的立场进行说教，甚至高举着科学至上的大旗进行强行解释，步了《走近科学》的后尘。因此，这类题材的科普是很有难度的，想要写出一部“别有天地”的科普作品实属不易。如何在大众文化和科学写作之间选取一个最佳的中间状态？如何在传播科学和引人入胜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这令许多科普作者绞尽脑汁。然而现实却是，神秘感和科普之间似乎生来就互不兼容。在进行科普的同时往往会牺牲可读性，很容易让读者觉得索然无味。
《逝者证言》作为“重口味”科普作品中的一员，其作者秦明也在努力尝试在故事和科普之间找寻一个平衡点。他将一个经过文学处理的、带有虚构色彩的刑侦案例与现代法医学的知识穿插进行，这种构思可以说是科普作品为寻求可读性而进行的一种尝试。然而这种尝试却略显生硬，科普的部分仍然是教科书式的，并没有完全和刑侦案例的故事性相融合。科普性和可读性仍然是两个泾渭分明、相互独立的个体，没有浑然一体的巧思和美感。在科普作品已经将可读性提上日程的今天，怎样将科普和可读熔于一炉，这仍需要优秀的科普作家去思考、去构思、去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