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日报特约撰稿人李清凌
唐代史学家李延寿在《北史·文苑传序》中说:“北朝时期,区区河右,而学者埒于中原。”意思是说当时甘肃河西地区文人学者数及其学术水平,可同中原内地相比肩。这个评价是很高的。的确,甘肃在北朝时期涌现出的文化人包括文学家,在中国悠久文化园地占有璀璨一席。乱世而文化反荣,这是特殊时代出现的特殊现象,它同当时中原战乱,世家大族纷纷西迁陇右、河西,与当地人共同推动文化发展密切关联。
《拾遗记》——志怪小说的杰作
《拾遗记》的作者王嘉,字子年,陇西安阳城即今甘肃秦安县人。他是楼观道教的著名领袖,又是一位颇有影响的文学家。他的《拾遗记》是一部杰出的志怪小说。
王嘉为人轻佻,其貌不扬,外表若有不足,内怀却很聪敏。他行为滑稽,喜言逗笑,沉湎于养生术。他不多食,不穿漂亮衣服,常日清虚服气,不与世人交游。他凿崖为穴而居,相从而学者也是每人开一窟,至少有百余个洞窟。后赵石虎(公元年—年)末,王嘉辞别徒众,来到长安,潜隐于终南山,不少门人追随而至。前秦主苻坚多次征召,他都不应征。公侯、好尚之士多上门来向他学习。
王嘉以善作预言吸引了不少人,他也因此招致杀身之祸。后秦姚苌进入长安后,起先尊礼王嘉,事事向他咨询。姚苌同苻登对垒,询问王嘉:“我能杀苻登,定天下不?”王嘉说:“略得之。”姚苌的问题,是关系其政治军事成败存亡的大问题,王嘉敷衍模糊的回答激怒了姚苌,他说:“得当云得,何略之有?”意思是说,能就说能,胡诌什么“略得!”姚苌一怒之下,竟将王嘉杀死。后来,姚苌的儿子姚兴,只统一了北方部分地区,实际上应验了王嘉“略得”的预言。
王嘉还有一部预测性著作《牵三歌谶》,语言通俗,内容含蓄,文学性很强,累世相传。他的《拾遗记》采摭宏富,叙事奇崛,影响更大。这主要是因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乱,儒学衰微,人们喜欢追奇猎异,寻求精神愉悦,《拾遗记》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这一社会需要。
《拾遗记》中包罗大量奇异传说,且经过整理加工,使奇者更奇,异者更异,神者更神。其书以历史为框架,以人物和山川地理为依托,用骈俪华美的语言文字包装,形成崭新的文学形式。遗憾的是当时及后世许多人用经史的标准衡量它,而不是从文学创新的角度来看待,因而评价多是贬抑之词。如梁人萧绮认为此书以“稽古”为原则,搜罗奇文异说,记事简朴,面广掠奇,连《山海经》、夏鼎未记载的传闻轶事都有涉及;文辞荒诞,意旨迂阔,叙事繁冗;涉及祯祥、神仙的内容很多,也有不少是描述山川、物产、远国,揭示万物奥妙,包罗相当宏富。说到底,萧绮对此书还是持否定的态度。其实,王嘉的创作意图是志怪,追求惊世骇俗,刺激读者的好奇心,使其得到精神的愉悦和享受,而不是要弥补史传的缺失遗漏。王嘉之前的旧文言小说,还没有摆脱史学附庸、政治教化工具的束缚,所著求真,不做文学的虚构和夸张,目的是助教化,辅人伦。王嘉的着眼点与此迥异。他已经跳出传统小说的窠臼,专注于搜奇掠异,重视情节,铺陈排比,极尽夸张之能事。这是文学与史学的疏离或分道扬镳,是志怪小说的自觉,是王嘉对中国小说文学的一大贡献。由于它仍然采用历史的框架,将许多奇闻轶事同历史人物绑在一起,误导论者从历史的角度来评判,从而招致极多的诟病或否定。
《拾遗记》影印本
唐代著名史学理论家刘知几照样以史家的眼光和标准,将当时日渐繁多的“偏纪、小录”粗略地划分为十个“杂史”流派或品类,而将《拾遗记》归入十个流别中的“逸事”类,认为这部书叙述逸事皆前史所遗,后人所记,追求奇闻异说。他指责《拾遗记》违背逸事类杂史拾遗补缺的学术职责,所述“真伪不别,是非相乱”“全构虚词,用惊愚俗。此其为弊之甚者也”。(《史通》内篇·杂述第34),给予此书完全的否定。明代杨慎更说王嘉“无德而诡隠,无才而强饰。如今之走帐黄冠,游方羽客,伪药欺人,假丹误俗……世犹传信之,深可怪也哉”!(《丹铅余录总录》),蔑称王嘉像一个卖假药、假丹的骗子,说得十分刻薄。这些人都完全没有从新体小说的标准来评价《拾遗记》的贡献,没有看到其文学上的创新,很不恰当地歪曲否定了《拾遗记》的创作原旨和成就。
如前所述,《拾遗记》虽然以历史为框架,以人物为依托,但它并不是“逸事”或任何一类历史著作,不是地理著作或博物记,也不是这些内容的综合纪实性作品,它是中国文学较早的志怪类小说。志怪小说的志趣在于“掠奇”“志怪”,小说家的目的是通过搜集、整理、提炼、加工奇闻异说,将其转换成一个个刺激性文学片段,让读者读来惊奇,感到愉悦,就像今日的“戏说”“大话”某某史一样,它本来就不是讲“实”或史的,又何须指责它“百无一实”呢?它明明跳出或打破了传统“小说”作为史学附庸的藩篱,以全新的小说面目出现在文坛上,论者偏偏要不实为由贬斥指责作者的创新意图,完全没有抓住要害。
总之,《拾遗记》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志怪小说的杰作,它对唐代诗歌、传奇小说等文学艺术产生了广泛而积极的影响。谈甘肃这一时期的小说文学,应以《拾遗记》为嚆矢和代表。
阴铿的诗歌创作
阴铿,字子坚,祖籍今甘肃武威市凉州区,出身于世代仕宦诗书门第。父亲名阴子春,在南朝梁做官,为都督梁、秦二州刺史。高祖父名阴袭,随宋武帝刘裕(公元年—年)南迁,在今湖北荆州市公安县安家。阴铿自幼聪慧,五岁能诵诗赋,日诵千言。长大后,博涉史传,尤善五言诗,为时人所重。他最早担任的官职是梁朝湘东王法曹参军,掌管断狱案事。陈文帝天嘉中(公元年—年),为始兴王府录事参军。累迁招远将军、晋陵太守、员外散骑常侍。有文集3卷(《陈书·阴铿传》),现存诗30余首。杜甫尝赠李白诗,开头就说:“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康熙《御定全唐诗》卷)将诗仙李白的诗与阴铿相比较,可见其对阴铿诗歌的推许。
由于阴铿长期任官,生活在南方,所以他的诗反映的主要是南方的风土、人情和事物,具有南方文士的风格。诗歌结构严整,刻画细腻,格调沉稳,语言纤巧优美,色彩明丽,声调响亮。如他的《渡青草湖诗》是这样写的:
洞庭春溜(迅急的水流)满,平湖锦帆张。沅水桃花色,湘流杜若香。穴去茅山近,江连巫峡长。带天澄迥碧,映日动浮光。行舟逗远树,度鸟息危樯。滔滔不可测,一苇讵能航。(《文苑英华》卷)
该诗玲珑剔透,一派南国风光。他流传下来的诗歌,大都是反映人事应酬,游览风景,古柳花色,烟雨春光的作品,较少留下社会历史,政治波澜的影子,在艺术形式上也较少体现个人特点。引起杜甫高度赏识的那一部分诗可能已经散佚。他的《和侯司空登楼望乡诗》,引起后人对他所怀之乡是祖籍还是客籍的不少猜测。其诗:
怀土临霞观,思归想石门。瞻云望鸟道,对柳忆家园。寒田渊里净,野日晓(白天)中昏。信美今何益,伤心自有源。(《文苑英华》卷)
“石门”“鸟道”“寒田”,尤其是“野日晓中昏”,即风沙天气,都更像是指北方的地名和景色,因此它反映作者怀念的家园当是他的武威老家。他的《西游咸阳中》描写的所还之家,也当是北方的祖籍。其诗云:
上林春色满,咸阳游侠多。城斗疑连汉,桥星象跨河。影里著飞毂,尘前听远珂(马笼头的饰件,借指马)。还家何意晚,无处不经过。(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
东晋毛笔甘肃省考古研究所藏
看来阴铿身在梁陈,距离故土遥远,但他对故乡的思念还是很深。
其他知名文学家及其遗作
魏晋十六国北朝时期,甘肃留名于史的文学家较多,下面再举几人。
胡方回,安定临泾即今甘肃镇原县人,曾任赫连勃勃大夏政权的中书侍郎。他涉猎史籍,辞彩可观,为赫连勃勃撰写著名的《统万城铭》《蛇祠碑》等碑铭散文,流传很广。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打败大夏赫连昌后,方回降魏,任北镇司马,为镇将写表文,对北魏多有称赞恭维。拓跋焘看到他的文章,赞其文笔华美,问左右臣僚是谁所作,问明后即召方回,任为中书博士,赐爵临泾子,迁侍郎。权臣、司徒崔浩及当时朝贤都对他很爱重。他清贫守道,名重一时,流传下来的《统万城铭》立意高古,文辞典雅,气势磅礴,文章本身的确堪称佳作。
天水人赵逸,字思群,历仕后秦、赫连夏及北魏等政权。性好读书,白首弥勤,年逾七十,手不释卷。所著诗、赋、铭、颂五十余篇(《魏书·赵逸传》),可惜多已散佚。
此外,金城人宗钦、敦煌人张湛、武威人段承根、镇原人胡叟等,都是“才志不群,价重西州,有闻东国(中原内地)”,即在西北和中原内地都颇有名气,“故于流播之中,拔泥滓之上。”(《魏书》卷52),即他们虽然被迁徙或自觉归附于北魏,但都得到提拔重用,留名于史。
南北朝晚期,南朝出使西魏、北周时被扣留不放的大文学家庾信(公元年—年)所作的《秦州麦积崖佛龛铭并序》,是这一时期甘肃文学的奇珍、顶尖的文学遗产。文章开头写:“麦积崖者,乃陇坻之名山,河西之灵岳。高峰寻云,深谷无量。方之鹫岛,迹遁三禅。譬彼鹤鸣,虚飞六甲。鸟道乍穷,羊肠或断。云如鹏翼,忽已垂天。树若桂华,翻能拂日。”(乾隆《直隶秦州新志·艺文下》)意为麦积崖是陇右的名山,是河西(指山西和陕西交界南段黄河之西)地区的灵秀山岳。它高峰接云,深谷无底,就像释迦牟尼说法的鹫岛,隐藏在色界的第三禅天,又似《诗·小雅·鹤鸣》所咏的贤者隐居意境,修道者在这里过着天堂般的生活。鸟道狭隘时见时隐,羊肠曲栈或断或连。云像鲲鹏展翅,遮蔽天日,树像桂枝动则拂日。
开凿于魏晋北朝时期北凉的天梯山石窟,是中国早期石窟艺术的代表,在学术界有“石窟鼻祖”之称。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
在铭文部分,文章描绘麦积崖坐落于盘曲幽深的地方,地势高峻。上山时会经过多个石门,再加上铜色的石梁,使登山者气喘吁吁。崖高百仞,松立千尺。夜间明月西移,白天太阳东升,都从这里经过。前人以车载物,开通山路,在山岭上架设栈道,与群星争夺空间。壁上刻经累累,龛间绘塑重重。月宫般的殿脊上有雕花彩饰的车轮等吉祥物,佛堂华丽明亮,连崖壁的阴暗处都立着经幢石刻。佛事盛大,法鼓雷鸣,连树梢上都弥漫着礼佛的香气。这里有适合修炼的洞室祠庙,佛宇乳食,以及山谷沙滩,密林石柱。不同的山岭飘扬着相同的云彩,同一座峰巅,半边下雨半边晴天。这里沿袭了秦州原治所在地冀城(在今甘肃甘谷县东)的旧俗、关中的民风。
这篇发挥他绮艳风格的序铭,将麦积山的高危、灵秀、建设及繁盛的佛事活动描写得淋漓尽致,是一篇流传千古、无与伦比,为麦积山和甘肃文学遗产增光添彩的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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