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李新伟先生《“华山玫瑰燕山龙”与“良渚琮璧海岱城”——苏秉琦区系类型理论的新思考》原载《南方文物》年第1期，此处省略注释。文中指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学界已建立起中国史前考古学文化的基本时空框架，苏秉琦先生区系类型学说的贡献之一在于对已有的框架提出了一种不同于“中原中心模式”的新解读。既然史前文化“满天星斗”，各区系独立、平等地发展，那么它们又何以是一体的呢？文中指出苏先生提出了一种“火炬接力”的文明发展模式以回答该问题。这个模式强调一些文明因素在不同地区间持续地传递与发展（即“华山玫瑰燕山龙，大青山下斝与瓮。汾河湾旁磬和鼓，夏商周及晋文公”），进而完成了中国从史前到三代的文明化进程。文中认为“庙底沟——红山——河套——晋南”的文化传承路线，并不能充分反映中国文明化进程中各文化区系间复杂壮丽的交往互动过程。并进一步指出，在“最初的中国”的视角下观察，庙底沟文化和红山文化的“碰撞”只是“最初的中国”这一广大交流网中的局部火花。真正接过红山文化“文明火炬”的也并非河套地区，而是地处东南的良渚。良渚早期国家解体后，“琮璜璧钺”的经验和与海岱龙山文化的交流才是催生陶寺早期国家形成的更主要动力。只有在“最初的中国”这个更广阔的空间下解读史前文化的“互动”与“接力”，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文明起源波澜壮阔的历程。
“华山玫瑰燕山龙”与“良渚琮璧海岱城”
——苏秉琦区系类型理论的新思考
李新伟
一
苏秉琦年正式提出“区系类型”模式，很多学者认为其主旨在于建立中国史前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赞之者认为该文是“对我国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具有奠基意义的重要文章”，“是苏秉琦先生几十年来运用类型学方法研究各种考古遗存的必然结果”，“标志着中国考古学文化谱系建设初具规模”。持异议者认为：“考古学文化的分区和系统，是考古学研究中的常用手段，并不具有什么新的含义。”如笔者曾经讨论过的，年以后，面对日益丰富的考古资料，建立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确实自然成为史前考古学的基本任务，经过三十年的努力，至20世纪70年代，安志敏和夏鼐依据碳十四年代全面讨论各地区文化序列，时空框架已经基本确立，各位学者阐述的框架并无本质差别。苏秉琦在文中确实倡导“各地同志应立足于本地的考古工作，着力于把该地区的文化面貌及相互关系搞清楚”；区系类型模式提出后，也确实极大促进了时空框架的建设。但是，该模式真正的重要性不在于第一次把异彩纷呈的考古学文化梳理出了头绪，而在于对已有时空框架提出一种不同于“中原中心”模式的新解读，其核心是强调各区系发展道路的独立性，指出它们“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否定中原地区的领先地位，认为各地区之间“影响总是相互的，中原给各地以影响；各地也给中原以影响”。
但此模式在摆脱了“中原中心”模式深陷的“大一统”怪圈的同时，也引发一个问题：各地区的文化发展被“庖丁解牛”之术分割为“满天星斗”的独立进程，又没有中原地区“先进”文化的引领和凝聚，整个中国文明起源进程是否还可以被当做一个“全牛”看待？或者说是否还存在一个可以用“中国”命名和叙述的文明化进程？苏秉琦的答案无疑是肯定的。早在年4月“全国考古学规划会议及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上，他就指出考古学“必须正确回答下列诸问题，中国文化起源、中华民族的形成、统一和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等等”。“这样我们就有可能对‘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做出自己更多的贡献”。把中国境内的史前文化当作一个整体，以考古学研究论证历史时期中国的史前基础，为现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稳定奠定基础正是他努力追求的目标。
为此，苏秉琦提出了一种文明因素在不同地区间持续传递、发展的模式，以强调各地区文明化进程的密切联系和一体性，并将其凝练为那首著名的绝句：“华山玫瑰燕山龙，大青山下斝与瓮。汾河湾旁磬和鼓，夏商周及晋文公。”具体而言，“距今七千至五千年间，源于华山脚下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通过一条呈‘S’形的西南——东北向通道，沿黄河、汾河、和太行山麓上溯，至山西、河北北部桑干河上游至内蒙古河曲地带，与源于燕山北侧的大凌河的红山文化碰撞，实现了花与龙的结合，又同河曲文化结合产生三袋足器，这一系列新文化因素在距今五千至四千年间又沿汾河南下，在晋南同来自四方（主要是东方、东南方）的其他文化再次结合，这就是陶寺”。陶寺文化又开启了此后夏商周三代的文明化进程。
苏秉琦高度评价这一互动过程，指出“从中原到北方再折返到中原这样一条文化连接带，它在中国文化史上曾是一个最活跃的民族大熔炉，六千年到四、五千年间中华大地如满天星斗的诸文明火花，这里是升起最早也最光亮的地带，所以，它也是中国文化总根系中一个最重要的直根系”。这一“直根系”具有“花”和“龙”两个文化元素，陶寺又具有“帝王所都曰中，故曰中国”的地位，“使我们联想到今天自称华人、龙的传人和中国人”，因此在中国文明起源中具有核心地位。
这一充满诗意的“文明火炬接力”式的模式提出了两个对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具有指导意义的要点：一是各地区文明进程要在一个更大的无先进“中心”引领的文化互动的背景下去解读；二是不同时期最强大的政治组织都是在吸取前人政治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这样的此起彼伏的进程一直持续到夏商周三代时期。本文拟试对此进行阐发。
二
史前时代各地区文明进程要作为一个整体在广大的文化互动的背景下解读是中国考古学界的共识，争执之处在于各地区之间的文化互动是否有一个“先进”核心的引领和推动。
年，安志敏提出：“黄河流域的古代文明与世界上其他大河流域的古代文明相同，它的发生和发展也推动和影响了邻近地区的古代文化，如长江流域以及边疆地区的古代文化遗存都与黄河流域有着密切的联系。从黄河流域考古学上所提出的各项证据，对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上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石兴邦也同时指出：“黄河流域是我国历史发展的中心地区，历史上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是以这一地区为核心的。黄河流域考古学上主要问题的解决，直接间接地有助于其他地区历史问题的解决。因为，中国自古以来，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原居民与边疆及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古代民族的活动，就拧结成了一条紧密的历史纽带。”这一被称作“中原中心”的模式强调黄河流域的领导作用，其描述的各地区关系不是平等的互动，而是“先进”的黄河流域文化的引领和传播。
严文明在年提出的“重瓣花朵”模式认为整个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就像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中原因为位居花心，“易于受到周围文化的激荡和影响，能够从各方面吸收有利于本身发展的先进因素，因而有条件最早进入文明社会”。仍赋予中原地区特殊的核心地位，其所描述的各地区关系也未着眼于平等互动，而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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